正在編輯「教學人生三色筆」

曾聽過不同人對他的不同稱呼，李教授、李蔡教授、蔡教授，他通常一笑帶過而不見得指正對方。看過他在公文上的簽名後，不夠熟的人則可能會以為他姓蔡單名彥，因為他簽的是「蔡彥」。

民國八十九年我第一次見到他是在電子計算機中心的二樓辦公室，他造訪當時的劉主任從事請益之旅。他於八十四年進入政大服務，五年後接任中心主任則是第一份行政兼職。中心主任卸職後他陸續兼任過系主任、主任秘書…期間曾有一年十個月借調校外擔任教育部資科司長。不論有多少資歷或頭銜，當年的中心同仁如今提起他或者與他見面時，多數人仍習慣稱其「主任」，因為那段時間所形成的連結最深刻。

他在中心任滿兩屆共六年。記得每年他都會有一本厚型的筆記型日誌，在上面寫得密密麻麻，有黑色、紅色以及螢光色，還浮貼著許多小標籤，每逢開會總見他迅速的來回翻閱，並精準檢視每件應推方案及其進度。

同仁們花了一些時日才適應他的工作步調。例如我們經常一早上班便收到他寄的電子郵件，發送時間多在半夜到凌晨之間。有些同仁忍不住好奇問他，他說因為夜裡是他最能夠全心全意處理公事的時刻。令人費解的是，白天一到他又能夠準時出現在辦公室。

即使公忙不便，他還是會用心照顧同仁權益。記得有位公務體系同仁某年有機會爭取受訓升等，除年資與考績外，其單位主管具關鍵十分的考評權限，我事前提醒他若核予超過九分就得出席學校相關會議親自說明。數週後人事室通知我安排主任出席，始知他還是給了九分以上，而他是全校唯一需要出席說明的主管。

公務之外，他也不吝給予幫忙。同仁若有期刊投稿或英文問題常向其討教，我自己在學校雙語化的過程中偶感力不從心時也不得不開口向他求助，雖然他在看完我的英文稿後常開玩笑說可不可以讓他直接翻譯比較快。他具有美國史丹佛大學的碩、博士學歷，英文好是眾所周知，但身為中心主任甚至在卸任離開後，這些額外的指導均非其職責或義務。

記得有一位政大校友曾在網路上分享「怎樣的教授，在大學生眼中能稱做好？」簡單歸納其取決標準是「態度」二字。他回想起李蔡彥老師在處理繁重的行政職務之際仍堅持維護研究生的研究品質，他說老師身上展現出「再累也要把事情做好，再累也要聽完學生報告並回饋。」的態度，這些都成為他在校時以及出社會後待人處事的榜樣。

與李主任共事多年，因此學到許多工作上的訣竅與態度，讓我受益良多。尤其經歷過一場近千人的ICRA國際研討會，當時我們工作人力吃緊，在圓山飯店經歷每日僅兩三小時睡眠的七日戰鬥，那是人生難以忘卻的一場噩夢，卻也是最大的一次成長。

他曾說教學研究是他習慣而且喜歡的生活，不知道退休後能以什麼取代。每回聽他接受新職務、新挑戰時問他為何想不開，印象裡沒有聽過與這不同的答案：「希望可以再為教育做些什麼。」

誠然，一個人的態度可以決定他在別人心目中的定位。所以當他獲得殊榮或有其他值得慶祝的事時，眾多老同事們會主動致賀、年終晚會邀他、同仁退休時不忘通知他、多年以後大家仍不時相約與他聚餐…。他在教學研究或行政職務的許許多多傑出表現固然都是傲人的成就，但能讓他從卸任的主管變成我們的朋友的，遠遠不止這些。

二十幾年如一日，他的襯衫口袋裡時常插著三支筆，黑色簽名、紅色批改、螢光註記，正好刻畫了他有條不紊的教學人生。曾試想將來有一天當他滿頭白髮，戴上老花眼鏡，他應還會在指南山下的政大校園裡，站在他的講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