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豪
方豪（1910-1980），神父、歷史學者。曾任教於浙江大學、復旦大學與臺灣大學。1969年借調本校出任文理學院院長。1975年復歸臺大，1979年退休。
生平
方豪，字開入、杰人，筆名沈沉，聖名貌祿。1910年9月24日生於杭州西湖寶石山。父親一度行醫，改信天主教之後，轉職為傳教員。[1]
幼時獲父親贈予《民國紀元前一百二十年陰陽合曆》一書，開始對歷史產生興趣。1920年在杭州天主堂領洗，隔年進入修道院接受神職教育。[2]
方豪曾受神職教育13年，最早嘉興備修院受教一年、杭州小修道院五年，以及寧波聖保祿神哲學院六年。[3]當時中國修院教育沿襲法國遣使會傳統，課程以拉丁文、神學、哲學等宗教科目為核心，主要目標在於培養本地傳教士，但對於中國傳統文化知識傳授，則極其有限。方豪認為這種神職教育模式，很難培養具有深厚文化底蘊的華籍司鐸，只能培養「順從的助手」。[4]
由於深感所受神職教育內容貧乏，因此另尋其他途徑自學。1926年，年僅十五歲的方豪趁著北伐軍進逼杭州、修院管理鬆弛的機會，違反院規致函時任北京輔仁大學副校長陳垣請求指導。陳垣不僅寄贈書籍，也在信中指點學術方向，從此雙方開啟長達二十年的書信來往，但直到1946年兩人才在北京首次見面。[5]
1934自寧波聖保祿神哲學院畢業，一般神學院畢業生可直接晉鐸，然而教會卻擱置方豪的晉鐸資格，並將其派往浙江平湖縣的鄉間小教堂，實施為期一年的留教查看，隔年方允准晉鐸。理由是方豪曾擅改一名外籍教師神學講義中的拉丁文法錯誤，在當時階級森嚴的教會體制內，這被視為對神長權威的冒犯，因此讓方豪受到「一生中最重大的一次打擊，蒙恥最深」。[6]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戰火波及浙江，方豪離開故鄉並在1938年抵達昆明，協助復刊天主教重要報刊《益世報》，並兼任副社長與總主筆，主持輿論與教務，同時主編《宗教與文化》週刊，結識許多著名學者，包括陳寅恪、顧頡剛、姚從吾、向達等人。[7]
1941年辭去報社職務，專心歷史研究。經張其昀推薦，前往浙江大學史地系任教，講授「中西交通史」與「元史」等課程。因擁有深厚的拉丁文讀寫能力，1945年曾協助法學家吳經熊翻譯《聖經》，也因此事受到時任軍委會委員長蔣介石賞識，勸其隨吳經熊前往梵蒂岡完成這項工作，但未成行。[8] 1946年受中國首任樞機主教田耕莘邀請，加入上智編譯館，效法歷史上佛教大規模翻譯佛經，為天主教建立一個系統性學術出版與思想傳播基地。[9]
1949年國共戰局逆轉，經由胡適推薦，受時任臺灣大學校長傅斯年邀請，任教歷史系。在校期間，講授宋史課程，同時投入臺灣史研究，曾言「余外省人也，熱愛本省文獻，不讓本省同胞，以所居時期短暫言，此為余第二故鄉，但以余在地方文獻上之效力言，此實為余第一故鄉。」。課餘則將復旦大學創組學生教會組織的成功經驗，移植至臺大；組成「臺灣大學天主教師生聯誼會」，為流離來臺的青年學生提供信仰與生活的庇護所。[10]
1960年遷居臺北木柵溝子口地區，在田樞機與成世光輔理主教協助下，建立子口天主堂。教堂左側山坡建了一條苦路通往山上，供教友敬拜苦路儀式之用，方豪為此撰一聯：『曲徑拜苦路，正道崇福音』。[11]
1964年九月，以筆名「沈沉」，在《文星》雜誌撰寫〈從三文件看輔仁大學文學院〉一文，尖銳批評輔仁大學文學院在臺復校後由一批剛從國外歸來、自視甚高的年輕神父掌控，排擠資深但無顯赫學歷的年長教授，更將矛頭指向背後的田耕莘樞機主教，抨擊其打壓校長于斌總主教。文章刊出後，教會當局積極調查作者身份。在各方壓力下，一度擬離臺發展，曾接受香港友人牟潤孫建議，向香港中文大學發送求職信函。卻在聘書即將寄出之際，以「身體不佳，不能遠行」為由婉謝聘任。[12]
1969年借調至政治大學，出任歷史系教授兼文理學院院長（1969-1975）。在歷史系開設「史部要籍解題」等課程，一度兼代哲學系主任。卻對院長職務深感困擾，曾向友人坦陳，行政主管每日需坐辦公桌，深感「時不我予」，無法兼顧研究，「比較大的題目也不敢做了」。[13]
1978年捐贈藏書萬冊給政大圖書館，設立特藏書庫名為孝思堂文庫。次年同時自臺灣大學與教會堂區工作退休，遷入位於木柵新光路政大資深教研人員宿舍「政大學人住宅」。
1980年12月13日出席「臺灣研究研討會」時於晚餐中昏倒，同月20日逝世，享壽71歲。
學術研究
＊方豪的學術成就主要聚焦在三大主題：中西交通史、宋史與臺灣史。他的治學路徑常圍繞身所處的環境展開，自稱之為「近身史學」或「每到一處必留心當地歷史」，例如故鄉與宋都城有淵源而研究宋史、遷往臺灣後開闢臺灣史。其治學精神深受私淑恩師陳垣的影響，承襲了嚴謹考證與史料批判為核心的學術傳統，堅持「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重視原始史料的發掘與運用，其研究方法為戰後初萌芽的臺灣史學界提供了典範。[14] ＊此外方豪也與香港學界有所聯繫，在兩岸隔絕的年代成為臺灣與香港學術界的重要橋樑，多次受邀擔任香港大學與珠海書院研究生的校外考試委員與指導教授，並與羅香林、牟潤孫等學者交流。[15]
中西交通史研究
中西交通史為方豪最早投入的研究領域。憑藉其修院時期奠定的拉丁文與法文基礎得以直接閱讀歷史上傳教士所留下的原始文件，以及身為教士的內部視角，深入探討了科學、語言、宗教與文化在東西方之間的傳播與互動。代表作有《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拉丁文傳入中國考〉、〈明季西書七千部流入中國考〉等。[16]
宋史
方豪生長於南宋都城臨安所在的杭州，對宋代歷史懷有特殊情感，並且在浙江大學任教期間受同事張蔭麟等學者影響，開始涉足此領域。[17]其研究著重在社會文化與宗教，例如宋代佛教對中國社會文化的貢獻。[18] 來臺後，長期在臺大講授宋史課程。1957年將在歐洲得悉的國際合作「宋計畫」（Sung Project）介紹回臺灣，促成了次年「宋史研究會」的成立 ，帶動了臺灣的宋史研究。
臺灣史
在當時臺灣史研究尚處於起步階段的背景下，方豪四處蒐羅、發掘文獻。從中央研究院的藏書中發現了長期被忽視的《恆春縣志》；委託大陸門生自上海徐家匯藏書樓抄回《苗栗縣志》；並從日本、美國等地訪求罕見臺灣史料，如《閩海贈言》及《臺灣外記》新抄本等。同時對清代臺灣的「行郊」制度、地震記錄，以及康熙年間由西教士參與的臺灣地圖測繪等問題都進行研究。[19]
軼事
- 1916年，七歲的方豪圍觀酒醉者鬧事，混亂中遭到踩踏。康復後身材停滯發育兩年，成年後身高也不高。
- 在修院就學時，曾私自偷學法文，甚至利用在廁所的時間背誦單字與文法，以至於同學誤以為他身患疾病。[20]
- 倡導天主教的「本地化」，提出「中國歸中國人，中國人歸基督」的口號，認為天主教要融入中國地區就需要與傳統中華文化融合，如同明末利瑪竇等耶穌會士的策略，以達到讓天主教擺脫「洋教」的標籤，成為中華文化的一部分。
- 1963年，方豪獲在香港教區服務的故友徐誠斌邀請，開始在香港《公教報》撰稿，連載數十年直至徐誠斌離世。其間方豪曾數度因擔心內容不為讀者接受而欲停筆，徐誠斌曾回應道：「你放手寫，不怕沒讀者，讀者的水準，大半要靠撰稿人來提高。」。[21]
著作研究
- 《浙江天主教小史》(浙江：方豪自刊，1933)
- 《李我存研究》(浙江：我存雜誌社印行，1937)
- 《杰人論存》(香港：國華圖書公司印行，1941)
- 《中國天主教史論叢. 甲集》(重慶：商務印書館，1944)
- 《徐光啓在我國科學史上的地位》(臺北：出版者不詳，1946)
- 《馬相伯先生文集》(北平：上智編譯館印行，1947)
- 《初中歷史》(臺北市：世界書局印行，1951)
- 《歷史》(臺北市：世界書局，1952)
- 《台灣民族運動小史》(臺北市：正中，1955)
- 《主日彌撒經典》(臺北市：台北古亭天主堂，1956)
- 《從中國典籍見明清間中西文化關係》(台北：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印行，1958)
- 《短簡一束 : 寄青年男女》(台中：光啓出版社印行，1965)
- 《李之藻研究》(臺北市：臺灣商務，1966)
- 《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臺中：先啓出版社，1967)
- 《方豪六十自定稿》(臺北市：方豪自刊: 臺灣學生總經銷，1969)
- 《六十他定稿》(臺北：雲天出版社印行，1970)
- 《臺灣行郊研究導言與臺北之「郊」》(臺北市：國立政治大學社會科學資料中心，1971)
- 《呂宋明刻「無極天主正教真傳實錄」之研究》(臺北市：國立政治大學社會科學資料中心，1972)
- 《馬相伯先生年譜新編. (上) = A new chronological biography of Ma-liang. (Part I)》(臺北市：國立政治大學社會科學資料中心，1973)
- 《方豪六十至六十四自選待定稿》(臺北市：方豪自刊，1974)
大事記
| 日期 | 大事記 |
|---|---|
| 1910年 | 出生於浙江杭州西湖寶石山下 |
| 1921年 | 加入浙江嘉興天主教備修院 |
| 1935年 | 受任天主教司鐸 |
| 1941年 | 受聘浙江大學史地系教授，進入高等教育界 |
| 1945年 | 獲蔣中正召見，備受嘉許 |
| 1946年 | 擔任上智編譯館館長 |
| 1949年 | 出任臺灣大學歷史系教授，研究重心轉向臺灣史與中西交通史 |
| 1952年 | 首次出國訪歐，進行學術交流 |
| 1966年 | 當選中國歷史學會理事長 |
| 1969年 | 出任政治大學文理學院院長 |
| 1974年 | 當選中央研究院第十屆院士 |
| 1975年 | 獲教宗保祿六世頒賜「蒙席」（Monsignor）榮銜 |
| 1980年 | 病逝於臺北，享壽七十一 |
資料來源
- ↑ 李東華，2004年06月，〈方豪神父與民國天主教會〉，《臺大歷史學報》第33期，頁261-313。
- ↑ 李東華，同前註。
- ↑ 李東華，2017年，《一位自學史家的成長：方豪的生平與治學》，臺北市：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 ↑ 李東華，同前註。
- ↑ 例如，陳垣在信中提醒方豪，研究開封猶太教時，與其依賴西文的二手翻譯資料，不如直接尋求漢文原始碑刻，並以貨幣兌換比喻輾轉翻譯所造成的意義損失，這些對方豪日後嚴謹的史料學方法產生了影響。參見：關玲玲，2008年6月，〈方豪與陳垣之“私淑”情誼－一位自學史家成長的關鍵歷程〉，《東吳歷史學報》第19期，頁2181-237。
- ↑ 李東華，同註一。
- ↑ 李東華，同註三。
- ↑ 李東華，同註一。
- ↑ 李東華，同註一。
- ↑ 李東華，同註三。
- ↑ 孔雀天地，〈溝子口聖伯鐸聖保祿天主堂堂史簡介〉（檢索日期：2026年2月20日）。
- ↑ 李東華，2005年05月，〈方豪教授與香港學界的交往及其影響（一九五０～八０）〉，《臺大文史哲學報》第62期，頁321-345。。
- ↑ 現代學苑，1973年12月，〈方豪教授的治學與生活〉，《現代學苑》，頁12-16。。
- ↑ 關玲玲，同註五。
- ↑ 李東華，同註十二。
- ↑ 李東華，同註三。
- ↑ 李東華，同註三。
- ↑ 李東華，同註三。
- ↑ 李東華，同註三。
- ↑ 現代學苑，同註十三。
- ↑ 李東華，同註十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