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豪」：修訂間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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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在家中閱讀舊約聖經，並獲父贈予《民國紀元前一百二十年陰陽合曆》，開始對歷史產生興趣。 | 1917年在家中閱讀舊約聖經，並獲父贈予《民國紀元前一百二十年陰陽合曆》，開始對歷史產生興趣。 | ||
1920年方豪隨全家改宗，在杭州天主堂領洗，隔年在修道院中重新繼續學業，聖名貌祿。<ref name="方豪與天主教">李東華 | 1920年方豪隨全家改宗，在杭州天主堂領洗，隔年在修道院中重新繼續學業，聖名貌祿。<ref name="方豪與天主教">李東華，2004年06月，〈方豪神父與民國天主教會〉，《臺大歷史學報》第33期，頁261-313。</ref> | ||
1934自寧波聖保祿神哲學院畢業，隔年受封神父。 | 1934自寧波聖保祿神哲學院畢業，隔年受封神父。 | ||
方豪的修道教育歷時十三年，先後經歷嘉興備修院一年、杭州小修道院五年，以及寧波聖保祿神哲學院六年。<ref name="一位自學史家的成長">李東華，2017，《一位自學史家的成長 : 方豪的生平與治學》，臺北市：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ref> 當時的修院教育沿襲法國遣使會的傳統，課程以拉丁文、神學、哲學等宗教科目為核心，主要目標在於培養能本地傳教士，對於中國傳統文化的傳授極少。方豪認為這種模式旨在培養順從的助手，而非具備深厚文化底蘊的中國司鐸。<ref name="方豪與天主教">李東華 | 方豪的修道教育歷時十三年，先後經歷嘉興備修院一年、杭州小修道院五年，以及寧波聖保祿神哲學院六年。<ref name="一位自學史家的成長">李東華，2017，《一位自學史家的成長 : 方豪的生平與治學》，臺北市：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ref> 當時的修院教育沿襲法國遣使會的傳統，課程以拉丁文、神學、哲學等宗教科目為核心，主要目標在於培養能本地傳教士，對於中國傳統文化的傳授極少。方豪認為這種模式旨在培養順從的助手，而非具備深厚文化底蘊的中國司鐸。<ref name="方豪與天主教">李東華，2004年06月，〈方豪神父與民國天主教會〉，《臺大歷史學報》第33期，頁261-313。</ref> | ||
由於所受教育內容的缺乏，方豪另尋其他自學道路，如與史學泰斗陳垣建立「私淑」關係。1926年，年僅十五歲的方豪趁著北伐軍進逼杭州、修院管理鬆弛的機會，違反院規致函時任北京輔仁大學副校長的陳垣，請求贈書與指導，從此開啟長達二十年的書信來往，直到1946年兩人才在北京首次見面。<ref name="方豪與陳垣之">關玲玲，2008年06月，〈方豪與陳垣之“私淑”情誼－一位自學史家成長的關鍵歷程〉，《東吳歷史學報》第19期，頁2181-237。</ref> | |||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戰火波及浙江，方豪離開故鄉並在1938年抵達昆明，協助復刊天主教重要報刊《益世報》，並兼任副社長與總主筆，主持抗戰時期輿論與教務。 |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戰火波及浙江，方豪離開故鄉並在1938年抵達昆明，協助復刊天主教重要報刊《益世報》，並兼任副社長與總主筆，主持抗戰時期輿論與教務。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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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逸事== | ==逸事== | ||
* 1916年，七歲的方豪圍觀酒醉者鬧事，混亂中遭到踩踏。康復後身材兩年停滯發育，成年後身高也不高。 | * 1916年，七歲的方豪圍觀酒醉者鬧事，混亂中遭到踩踏。康復後身材兩年停滯發育，成年後身高也不高。 | ||
* 1934年，自波聖保祿神哲學院畢業的方豪本可立即擔任神父，然而因追求真理的學術精神，指出並僭改講義中的錯誤翻譯，受到逐出修院及暫緩就職的懲罰。 | * 1934年，自波聖保祿神哲學院畢業的方豪本可立即擔任神父，然而因追求真理的學術精神，指出並僭改講義中的錯誤翻譯，受到逐出修院及暫緩就職的懲罰。 | ||
* 在修院就學時，曾私自偷學法文，甚至利用在廁所的時間背誦單字與文法，以至於同學誤以為他身患疾病。<ref name="方豪教授的治學與生活">現代學苑，1973年12月，〈方豪教授的治學與生活〉，《現代學苑》，頁12-16。</ref> | * 在修院就學時，曾私自偷學法文，甚至利用在廁所的時間背誦單字與文法，以至於同學誤以為他身患疾病。<ref name="方豪教授的治學與生活">現代學苑，1973年12月，〈方豪教授的治學與生活〉，《現代學苑》，頁12-16。</ref> | ||
* 父親從醫，然而家境貧困，方豪曾言其父賴以維生的「不中不西的醫術漸被淘汰」，導致家道中落，直到1921改宗後其父才得以轉職傳教員。<ref name="方豪與天主教">李東華 | * 父親從醫，然而家境貧困，方豪曾言其父賴以維生的「不中不西的醫術漸被淘汰」，導致家道中落，直到1921改宗後其父才得以轉職傳教員。<ref name="方豪與天主教">李東華，2004年06月，〈方豪神父與民國天主教會〉，《臺大歷史學報》第33期，頁261-313。</ref> | ||
* 倡導天主教的「本地化」，提出「「中國歸中國人，中國人歸基督」的口號，認為天主教要融入中國地區就需要與傳統中華文化融合，如同明末利瑪竇等耶穌會士的策略，以達到讓天主教擺脫「洋教」的標籤，成為中華文化的一部分。 | * 倡導天主教的「本地化」，提出「「中國歸中國人，中國人歸基督」的口號，認為天主教要融入中國地區就需要與傳統中華文化融合，如同明末利瑪竇等耶穌會士的策略，以達到讓天主教擺脫「洋教」的標籤，成為中華文化的一部分。 | ||
* 雖然對信仰相當忠誠，但方豪仍會批評教會存在的問題，不畏可能受到的懲罰。1964年，方豪在《文星》雜誌上發表文章，批評田耕莘樞機主教主導下的輔大文學院人事與學術風氣變相打壓了同為樞機主教兼校長的于斌。<ref name="方豪與天主教">李東華 | * 雖然對信仰相當忠誠，但方豪仍會批評教會存在的問題，不畏可能受到的懲罰。1964年，方豪在《文星》雜誌上發表文章，批評田耕莘樞機主教主導下的輔大文學院人事與學術風氣變相打壓了同為樞機主教兼校長的于斌。<ref name="方豪與天主教">李東華，2004年06月，〈方豪神父與民國天主教會〉，《臺大歷史學報》第33期，頁261-313。</ref> | ||
==參考資料== | ==參考資料== | ||
於 2025年6月26日 (四) 10:42 的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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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豪（1910-1980），神父、歷史學者。曾任教於浙江大學、復旦大學與臺灣大學。1969年借調至政治大學出任文理學院院長，1975年借聘約滿回到臺灣大學專任。
生平
方豪，字開入，後改杰人。1910年9月24日生於杭州，家庭信奉英國國教。
1917年在家中閱讀舊約聖經，並獲父贈予《民國紀元前一百二十年陰陽合曆》，開始對歷史產生興趣。
1920年方豪隨全家改宗，在杭州天主堂領洗，隔年在修道院中重新繼續學業，聖名貌祿。[1]
1934自寧波聖保祿神哲學院畢業，隔年受封神父。
方豪的修道教育歷時十三年，先後經歷嘉興備修院一年、杭州小修道院五年，以及寧波聖保祿神哲學院六年。[2] 當時的修院教育沿襲法國遣使會的傳統，課程以拉丁文、神學、哲學等宗教科目為核心，主要目標在於培養能本地傳教士，對於中國傳統文化的傳授極少。方豪認為這種模式旨在培養順從的助手，而非具備深厚文化底蘊的中國司鐸。[1]
由於所受教育內容的缺乏，方豪另尋其他自學道路，如與史學泰斗陳垣建立「私淑」關係。1926年，年僅十五歲的方豪趁著北伐軍進逼杭州、修院管理鬆弛的機會，違反院規致函時任北京輔仁大學副校長的陳垣，請求贈書與指導，從此開啟長達二十年的書信來往，直到1946年兩人才在北京首次見面。[3]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戰火波及浙江，方豪離開故鄉並在1938年抵達昆明，協助復刊天主教重要報刊《益世報》，並兼任副社長與總主筆，主持抗戰時期輿論與教務。
1941年辭去報社職務後，開始投入大學教育及研究，1946年加入以高品質學術內容向知識分子傳教為目標的上智編譯館，逐漸確立傳教者與研究者的雙重身分並存。
1949年受到胡適推薦及新任臺灣大學校長傅斯年的邀請，方豪前往臺灣並就聘於臺大歷史系，同時投入到臺灣史的研究中，曾言「余外省人也，熱愛本省文獻，不讓本省同胞，以所居時期短暫言，此為余第二故鄉，但以余在地方文獻上之效力言，此實為余第一故鄉。」。
1969年至1975年，方豪由臺灣大學借調至政治大學，出任文理學院院長，為期六年，在政大歷史系開設「史部要籍解題」等課程，並曾兼代哲學系主任。
1978年將所有著作、藏書捐贈給政大。
1979自臺灣大學退休，1980年12月13日出席「臺灣研究研討會」時於晚餐中昏倒，20日逝世，享壽七十一歲。
學術研究
方豪的學術成就主要聚焦在三大主題：中西交通史、宋史與臺灣史。
中西交通史
為方豪最早投入的研究領域。 得益於在神學院打下獲得的拉丁文及其他歐洲語言基礎，方豪能夠直接閱讀明清之際來華傳教士的原始書信、報告與著作，利用西文文獻研究中國史。代表作有《拉丁文傳入中國考》與《明季西書七千部流入中國考》等。
宋史
方豪對宋史的興趣，一方面源於其故鄉杭州曾是南宋都城臨安的歷史記憶，另一方面則是深受在浙大與復旦任教時同事張蔭麟、鄧廣銘等宋史專家的影響。來臺後，他長期在臺大開設宋史課程。1957年，他將在歐洲得悉的國際合作「宋計畫」（Sung Project）介紹回臺灣，促成了次年「宋史研究會」的成立 ，帶動了整個臺灣的宋史研究。
臺灣史
在當時臺灣史研究尚處於起步階段的背景下，方豪四處蒐羅、發掘文獻。他從中央研究院的藏書中發現了長期被忽視的《恆春縣志》；委託大陸的門生從上海徐家匯藏書樓抄回《苗栗縣志》；並從日本、美國等地訪求罕見的臺灣史料，如《閩海贈言》及《臺灣外記》新抄本等。同時對清代臺灣的「行郊」制度、地震記錄，以及康熙年間由西教士參與的臺灣地圖測繪等問題都進行了研究。
大事記
| 日期 | 大事記 |
|---|---|
| 1910年 | 出生於浙江杭州西湖寶石山下 |
| 1921年 | 加入浙江嘉興天主教備修院 |
| 1935年 | 受任天主教司鐸 |
| 1941年 | 受聘浙江大學史地系教授，進入高等教育界 |
| 1945年 | 獲蔣中正召見，備受嘉許 |
| 1946年 | 擔任上智編譯館館長 |
| 1949年 | 出任臺灣大學歷史系教授，研究重心轉向臺灣史與中西交通史 |
| 1952年 | 首次出國訪歐，進行學術交流 |
| 1966年 | 當選中國歷史學會理事長 |
| 1969年 | 出任政治大學文理學院院長 |
| 1974年 | 當選中央研究院第十屆院士 |
| 1975年 | 獲教宗保祿六世頒賜「蒙席」（Monsignor）榮銜 |
| 1980年 | 日病逝臺北，享壽七十一 |
逸事
- 1916年，七歲的方豪圍觀酒醉者鬧事，混亂中遭到踩踏。康復後身材兩年停滯發育，成年後身高也不高。
- 1934年，自波聖保祿神哲學院畢業的方豪本可立即擔任神父，然而因追求真理的學術精神，指出並僭改講義中的錯誤翻譯，受到逐出修院及暫緩就職的懲罰。
- 在修院就學時，曾私自偷學法文，甚至利用在廁所的時間背誦單字與文法，以至於同學誤以為他身患疾病。[4]
- 父親從醫，然而家境貧困，方豪曾言其父賴以維生的「不中不西的醫術漸被淘汰」，導致家道中落，直到1921改宗後其父才得以轉職傳教員。[1]
- 倡導天主教的「本地化」，提出「「中國歸中國人，中國人歸基督」的口號，認為天主教要融入中國地區就需要與傳統中華文化融合，如同明末利瑪竇等耶穌會士的策略，以達到讓天主教擺脫「洋教」的標籤，成為中華文化的一部分。
- 雖然對信仰相當忠誠，但方豪仍會批評教會存在的問題，不畏可能受到的懲罰。1964年，方豪在《文星》雜誌上發表文章，批評田耕莘樞機主教主導下的輔大文學院人事與學術風氣變相打壓了同為樞機主教兼校長的于斌。[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