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豪
方豪（1910-1980），神父、歷史學者。曾任教於浙江大學、復旦大學與臺灣大學。1969年借調至政治大學出任文理學院院長，1975年借聘約滿回到臺灣大學專任。
生平
方豪，字開入，後改杰人。1910年9月24日生於杭州，家庭信奉英國國教。
1917年在家中閱讀舊約聖經，並獲父贈予《民國紀元前一百二十年陰陽合曆》，開始對歷史產生興趣。
1920年方豪隨全家改宗，在杭州天主堂領洗，隔年在修道院中重新繼續學業，聖名貌祿。[1]
方豪的修道教育歷時十三年，先後經歷嘉興備修院一年、杭州小修道院五年，以及寧波聖保祿神哲學院六年。[2]當時的修院教育沿襲法國遣使會的傳統，課程以拉丁文、神學、哲學等宗教科目為核心，主要目標在於培養能本地傳教士，對於中國傳統文化的傳授極少。方豪認為這種模式旨在培養順從的助手，而非具備深厚文化底蘊的中國司鐸。[1]
由於所受教育內容的缺乏，方豪另尋其他自學道路，如與史學泰斗陳垣建立「私淑」關係。1926年，年僅十五歲的方豪趁著北伐軍進逼杭州、修院管理鬆弛的機會，違反院規致函時任北京輔仁大學副校長的陳垣，請求贈書與指導。陳垣不僅寄贈書籍，也在信中提供學術上的指導，例如提醒方豪在研究開封猶太教時，與其依賴西文的二手翻譯資料不如直接尋求漢文的原始碑刻，並以貨幣兌換比喻輾轉翻譯所造成的意義損失，對方豪日後嚴謹的史料學方法產生了影響。從此開啟長達二十年的書信來往，直到1946年兩人才在北京首次見面。[3]
1934自寧波聖保祿神哲學院畢業，一般本可直接晉鐸，然而教會卻將其晉鐸資格擱置，並派往浙江平湖縣的鄉間小教堂進行為期一年的留教查看，隔年才舉行晉鐸。事後方豪才得知是因為他曾僭改了一位外籍神學教師講義中的拉丁文文法錯誤，這在當時階級森嚴的教會體制內被視為對神長權威的冒犯，方豪稱之為「一生中最大的一次打擊，蒙恥最深」。[1]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戰火波及浙江，方豪離開故鄉並在1938年抵達昆明，協助復刊天主教重要報刊《益世報》，並兼任副社長與總主筆，主持輿論與教務，同時主編《宗教與文化》週刊，結識許多著名學者，如陳寅恪、顧頡剛、姚從吾、向達等人。[2]
1941年方豪辭去報社職務，欲擺脫繁雜的報務專心於歷史研究。經張其昀推薦，獲聘為浙江大學史地系教授，講授「中西交通史」與「元史」等課程。
1945年，因擁有深厚的拉丁文能力，協助法學家吳經熊翻譯《聖經》。此事受到蔣中正賞識，並希望方豪能隨吳經熊前往梵蒂岡完成這項工作，但因方豪後來前往北京工作便未成行。[1]
1946年方豪受到中國首任樞機主教田耕莘的邀請，加入以高品質學術內容向知識分子傳教為目標的上智編譯館，效法歷史上佛教大規模翻譯佛經，為天主教建立一個系統性的學術出版與思想傳播基地。[1]
1949年受到胡適推薦及新任臺灣大學校長傅斯年的邀請，方豪前往臺灣並就聘於臺大歷史系，同時投入到臺灣史的研究中，曾言「余外省人也，熱愛本省文獻，不讓本省同胞，以所居時期短暫言，此為余第二故鄉，但以余在地方文獻上之效力言，此實為余第一故鄉。」。[2]
1964年九月，方豪在《文星》雜誌刊出一篇筆名為「沈沉」的文章：〈從三文件看輔仁大學文學院〉。尖銳批評在臺復校的天主教輔仁大學文學院由一批剛從國外歸來、自視甚高的年輕神父掌控，排擠資深但無顯赫學歷的年長教授，更將矛頭指向背後的田耕莘樞機，抨擊其打壓校長于斌總主教。文章刊出後，教會當局即展開調查由誰所寫，在調查壓力下，方豪一度考慮前往香港中文大學任教以避風頭。[1] [4]
1969年至1975年，方豪以臺灣大學教授的身分「借調」出任政大文理學院院長，為期六年，在政大歷史系開設「史部要籍解題」等課程，並曾兼代哲學系主任。擔任院長一職對他的學術研究規劃產生了影響，他曾向友人坦言，接任政大文學院後每日需坐辦公桌，深感「時不我予」，因此「比較大的題目也不敢做了」。[5]
1978年將捐贈藏書10,019冊給政大，設立「孝思堂」作為特藏書庫。[6]
1979從臺灣大學與教會堂區工作退休，遷入位於木柵新光路，政大為資深教研人員提供的宿舍「政大學人住宅」。
1980年12月13日出席「臺灣研究研討會」時於晚餐中昏倒，20日逝世，享壽七十一歲。
學術研究
方豪的學術成就主要聚焦在三大主題：中西交通史、宋史與臺灣史。
中西交通史
為方豪最早投入的研究領域。 憑藉其修院時期奠定的拉丁文與法文基礎得以直接閱讀歷史上傳教士所留下的原始文件，以及身為教士的內部視角，深入探討了科學、語言、宗教與文化在東西方之間的傳播與互動。代表作有《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拉丁文傳入中國考〉、〈明季西書七千部流入中國考〉等。[2]
宋史
方豪生長於南宋都城臨安所在的杭州，對宋代歷史懷有特殊情感，並且在浙江大學任教期間受同事張蔭麟等學者影響，開始涉足此領域。[5]其研究著重在社會文化與宗教，例如宋代佛教對中國社會文化的貢獻。[2] 。來臺後，他長期在臺大開設宋史課程。1957年，他將在歐洲得悉的國際合作「宋計畫」（Sung Project）介紹回臺灣，促成了次年「宋史研究會」的成立 ，帶動了整個臺灣的宋史研究。
臺灣史
在當時臺灣史研究尚處於起步階段的背景下，方豪四處蒐羅、發掘文獻。從中央研究院的藏書中發現了長期被忽視的《恆春縣志》；委託大陸的門生從上海徐家匯藏書樓抄回《苗栗縣志》；並從日本、美國等地訪求罕見的臺灣史料，如《閩海贈言》及《臺灣外記》新抄本等。同時對清代臺灣的「行郊」制度、地震記錄，以及康熙年間由西教士參與的臺灣地圖測繪等問題都進行了研究。[2]
研究著作
大事記
| 日期 | 大事記 |
|---|---|
| 1910年 | 出生於浙江杭州西湖寶石山下 |
| 1921年 | 加入浙江嘉興天主教備修院 |
| 1935年 | 受任天主教司鐸 |
| 1941年 | 受聘浙江大學史地系教授，進入高等教育界 |
| 1945年 | 獲蔣中正召見，備受嘉許 |
| 1946年 | 擔任上智編譯館館長 |
| 1949年 | 出任臺灣大學歷史系教授，研究重心轉向臺灣史與中西交通史 |
| 1952年 | 首次出國訪歐，進行學術交流 |
| 1966年 | 當選中國歷史學會理事長 |
| 1969年 | 出任政治大學文理學院院長 |
| 1974年 | 當選中央研究院第十屆院士 |
| 1975年 | 獲教宗保祿六世頒賜「蒙席」（Monsignor）榮銜 |
| 1980年 | 日病逝臺北，享壽七十一 |
逸事
- 1916年，七歲的方豪圍觀酒醉者鬧事，混亂中遭到踩踏。康復後身材兩年停滯發育，成年後身高也不高。
- 在修院就學時，曾私自偷學法文，甚至利用在廁所的時間背誦單字與文法，以至於同學誤以為他身患疾病。[5]
- 父親從醫，然而家境貧困，方豪曾言其父賴以維生的「不中不西的醫術漸被淘汰」，導致家道中落，直到1921改宗後其父才得以轉職傳教員。[1]
- 倡導天主教的「本地化」，提出「中國歸中國人，中國人歸基督」的口號，認為天主教要融入中國地區就需要與傳統中華文化融合，如同明末利瑪竇等耶穌會士的策略，以達到讓天主教擺脫「洋教」的標籤，成為中華文化的一部分。
參考資料
- ↑ 1.0 1.1 1.2 1.3 1.4 1.5 1.6 李東華，2004年06月，〈方豪神父與民國天主教會〉，《臺大歷史學報》第33期，頁261-313。
- ↑ 2.0 2.1 2.2 2.3 2.4 2.5 李東華，2017，《一位自學史家的成長 : 方豪的生平與治學》，臺北市：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 ↑ 關玲玲，2008年06月，〈方豪與陳垣之“私淑”情誼－一位自學史家成長的關鍵歷程〉，《東吳歷史學報》第19期，頁2181-237。
- ↑ 李東華，2005年05月，〈方豪教授與香港學界的交往及其影響（一九五０～八０）〉，《臺大文史哲學報》第62期，頁321-345。
- ↑ 5.0 5.1 5.2 現代學苑，1973年12月，〈方豪教授的治學與生活〉，《現代學苑》，頁12-16。
- ↑ 政大特藏中心，〈方豪孝思堂文庫〉，網址：https://da.lib.nccu.edu.tw/sp-2.html